网络时代，背包客们游走天下的行为也电子化了，凭在MSN和BLOG上不见面的闲聊，一个陌生人就可以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陌生城市的陌生人家里住宿。这种友好似乎给信任危机的社会一个希望的前景，网上的世界好像"理想大同"了，背包客们通过网络，高唱"国际歌"，走遍天下都可以找到组织了。(读漆园子的博客文章"给陌生人提供一张床")

回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是一个电话还不普及，没有电子邮件的时代。作为早期的背包客，1991年，我怀揣不多的银子，独自走西藏时，凭借的是价值无比的路条。

路条，一般是由起发站的朋友，给我将经由的前方站的他们的朋友或熟人写的亲笔信。信的内容很明了，介绍我的姓名，前行的目的，一句命令似的嘱托 --- "见笔迹如见人，希望热情款待来客"。而我就怀揣着那些字如千金的路条上路，一路上，我可以原谅自己不小心丢失人民币，但绝不能原谅自己不小心丢失任何一张路条。到达了我计划的目的地，就按受信人的地址，找到朋友的朋友家，在人家的客厅里，呈上一纸路条。朋友的朋友看了，也不怀疑我是否半途从哪里捡拾来的一张字条，就热忱地招呼，沏茶，安顿借宿的床铺等等地忙碌起来。等到几天过后，我要离开，继续前程时，那曾经是路条的接收者，则成了为我前方一站的写路条者。

我西藏之行的第一站停靠的是重庆，在挚友漆园子当时住九龙坡区的那间青砖房子里逗留了一个多月。那是一幢五层楼高的民众公寓，漆园子的左邻右舍都是一些用川话高声摆鸡毛蒜皮日常生活龙门阵的善良平民，过道里的焦炭煤烟味道混合着麻辣烫的香味，另人头痛的同时又嘴馋。当时漆园子是四川巴金文学院的院士，这头衔似乎并不影响她隔壁的胖妈在作家沉浸于思考或阅读时高声噘骂自己不争气的成年儿子。然而，挚友漆园子有一种黑色幽默似的豁达，为了降压胖妈的脾气，让胖妈懂得给儿子自尊的同时也让邻居耳根清净，我们去菜市场买菜时会多买一把"十三太保"之类的鲜花，送给胖妈，请她降低嗓音。这种"鲜花外交"倒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每次胖妈忍不住又要开喉高吼时，看这边屋里的人正在写字或捧书，高音就变成了在喉咙口的嘟哝声。

1991年6月初，四川巴金文学院的全体院士要在成都青城山开笔会，漆园子决定去。而我在重庆的那一个多月里，阅读了几本关于藏传佛教方面的书，吃了不少维他命C，自认为体质和知识都已经装备好，真的要开始西藏之行了。

到达成都的那一个下午，原本打算去新南汽车站买第二天从成都去泸定汽车票的我，却踌躇不前，一种独自一个人上路的离别惆怅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漆园子说，再多待一天吧，晚上一起去听成都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是他们文学院的招待场次。音乐会完后，四川巴金文学院的徐康院长，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前来与漆园子宣寒暖。挚友耽心我路途遥远，怕我身体和财力都透支，就开口请徐院长为我西藏之行写几张路条，好一路上有个照顾。徐院长弥佛似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他可能不相信一个看上去文静单薄的女孩会去独自走西藏。然后，很爽快地说，明天与我们一起去青城山吧，藏族作家阿来要来，请他给写几张路条，没问题。

我的漫游是没有硬性计划的，走走停停，哪里景致好，哪里好玩，哪里遇到投机的朋友，就在哪里多待几天。于是，我取消了第二天去泸定的计划，决定跟漆园子一道先去青城山，向藏族作家阿来讨几张护身符似的路条。

青城山上，他们院士们的聚会是诙谐热闹的。面对一个外省女孩，听说是去独行西藏的，又是漆大侠的挚友，熟知西藏或与西藏有关的院士们就纷纷搜索脑海里可以托付的朋友熟人，为我写一两张路条。泸定来的作家高旭凡不仅给在家的妻子和女儿写了热情款待的"命令"状，甚至在遥远的川藏边界 -- 德格，高作家竟然有个知青朋友--陈世昌，供职于德格司法局。而后来，我在德格的一切行动都仰仗那位敏感地区的司法局长。

终于等到了藏族作家阿来，那张生动、沧桑的娃娃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作家对藏族女性博大怜悯的赞美情绪也感染了我。阿来为我前方将停靠的康定和拉萨各写了两张路条。而事隔多年后的1998年，当我从太平洋彼岸回到重庆处理我经营的书店时，再次与漆园子一起见到阿来，那时他在重庆签名销售名声大噪的小说<尘埃落定>。当我对他当年的路条表示感谢时，作家已是记忆不起自己当年的慷慨了。

收齐了各方的路条，我就要下青城山行自己的路了。最难的一关，还是摆在了面前，仿佛一切的聚会都是为了最后的告别。记得，离别的那天，我和漆园子两人的眼泪都不法表达更深的一种情绪，但还是流泪。好在那些大男子气的院士们都是性情中人，也不笑话我们的眼泪，却为那种真挚而感动。

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我却在北美洲一个冬天温暖的南方城市里，回忆故去背包走天下的故事点滴。那时的人，那时的情，仿佛是凸显于时间里的一个浮雕，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以致于，超越了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