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国奔波于长江沿岸的三大中心城市，从漆园子诙谐地忏悔那被上游人民污染的长江头重庆，到儿时用沙子在江滩边垒了许多城堡又有许多丰美鱼虾让我饕餮的故里武汉，再到一个发展到胜过许多美国都市曾经是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从长江头奔到长江尾，人物在变，场景在变，观者的心情也在变，三地之间唯一没有多大变化的是烈日炎炎的热，热的让人心情浮躁，不想写博，热的让我儿子干脆拒绝出门，一出门就说，"I HATE IT"。

放下永远做不完的工作，不远万里，顶著酷热回一趟国，不写点什么"回国观感"之

类的，岂不是枉费了那积攒了多年的温情? 还有，不好面对象指尖同学那样总是热

情盼望着我感叹一些"游子吟"之类的网友们。写点吧，但许多情绪都已经被炎热蒸

发掉了，加之，在如今的电子网络时代，朋友之间隔三差五的在MSN上碰面，也没觉得有那种"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的感觉。所以，无论是在武汉面对父

母家人，还是在重庆见到漆园子等朋友，居然没有一个我想象中的拥抱动作。是我

们的情感比较内敛? 我不是喝了这么多年的洋水，在美国经常与一些久别的朋友拥

抱么? 上次在机场接远道而来的红尘，我们不是也热情地拥抱了一个么? 看来还是

人文环境所致，人都到家了，见了面，把杯吃肉，一切尽在不言中。想来想去，还

是把回国的记忆按时间，地点集中起来记个流水帐吧，远了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回忆。

6/29 --- 7/3 上海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波音787，29日傍晚按预定时间到达浦东国际机场。在机场行李

处足够等了30分钟，满飞机的人最后只剩下我们十来个人等待行李。有机场服务人

员过来解释说是拖行李的卡车门被什么卡住了，打不开，对不起延误了大家的间。

终于有人破了卡车的门，幸好我们的行李没丢一个。推著行李车出来，一个眉清目

秀的小伙子就跑过来，热情地称谓我先生和我为"叔叔"，"婶婶"，而JONATHAN拒绝

喊一个比他爸个子还高的小伙子---哥哥。那是我先生的侄儿，大学毕业后，在上海

一家国际旅行社工作，满有能力地安排了我们在上海的用车需要。从浦东国际机场

到市区的高速路，给我仍在美国的错觉。

上海的晨曦总是在4点左右就亮开了，反正我们在倒时差，每晚没睡三四个钟点就被

晨曦明恍醒了。余下的几天，我先生找到了他在复旦读研究生时的同学，象找到了

组织一样。那帮人中大部分去了美国，留在上海的，有银行行长，有公务员，也有

总是在寻找商机的怀才不遇者。最牛的是当时KEN的室友，一个安徽"外来者"，号称

一年赚六七百万的国际进出口"倒爷"。我们那些天在上海的行程就被那"倒爷"给安

排了，领我们去他那幢仍在不断增值的豪宅，让我感性认识国内人士的高度物质享

受。傍晚去黄浦江上看两岸灯火辉煌，楼影绰绰，给我身处纽约或波士顿的错觉。

又去复旦寻找旧时的记忆，兜车一圈，感叹了一句"雕栏玉砌亦忧在，只是朱颜改"就

走人。最后，还是饭局最有号召力，总是令人向往。在吃的文化中，我先生和他的

那帮老朋友们在一起吃出了往事的回忆，吃出了相见的热情，吃出了未来合作的意

向。而我和我儿子在一旁，乘一桌人在回忆，热情和意向的云雾之中，对准每一道

新上桌的佳肴当仁不让的"初吃"。没有久坐饭局之习惯的儿子，很快就饱足了，对

满桌的佳肴再也没有兴趣，开始擅自离开宴席，对旁桌人们唧唧的上海话听天书似的，跑回来问我到底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说我也不懂。儿子就大惑不解的说，你不是中国人吗? 他哪知道，在有众多方言的中国行走，如果不推行普通话，你只有做"聋哑者"了。

在上海每天的友好饭局之余，我们抽空去拜访了一位著名的医学教授，腕踝针的集

大成者，其学术名声在东洋大振，高龄退休在家，不仅是国家保护对象，而且在家

也被夫人及大女儿重点保护起来，不轻易会客。我们是经他的得意门徒，已在美国

享受退休待遇的一位老医生，因与我们一家私交甚好，极力引见我们去上海拜访老

教授，以求其对我先生在美国多年来的身体不适症做个权威性诊断。

老人的公寓就在距离复旦大学不远的一处高干所里。7月1日下午，故地重游了复旦

后，那位国际大"倒爷"开车送我们去登门拜访老教授。被炎热和疲倦折磨的儿子在

不到十五分钟的车程中就迷糊地睡过去，我们大人还得支撑著去说很多的话。倒爷

把我们送到，就自己先走了。一位魁梧的老人居然已在楼下等我们，我抱著沉甸甸

的的儿子，尴尬地只说对不起，先生跑过去握住老人的手，道歉不该让老前辈下楼

来等，热情的老人一脸慈祥的笑，说自己好多天没下楼，趁机下来吐纳一口新鲜空

气。上去三楼，老人的大女儿开门，关切地责怪老爸不该独自下去，马上把老人扶

到沙发上，递上茶水，再与我们打招呼。把沉甸甸的的儿子放在客厅的沙发上，他

没有知觉地继续大睡，我们就开始东一句，西一句地给教授聊起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当我先生开始适度地愤慨美国医疗制度时，教授夫人及一直不苟颜笑的大女儿也参与进来，颇感兴趣地问了一些资本主义短处的话题。教授却喝止住了女儿的兴趣，说她打岔了他听诊病人的思维。那看上去也有四十多岁的教授女儿，马上不开腔了。我原以为我们只是在聊天，教授却在我们大家都不经意的其中，捕捉他所需要的诊断信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时代，还有多少医生能够有耐心地对一个人进行基本的望，闻，听，切呢? 我在一旁，对教授的职业精神肃然起敬意。

也许教授觉得他在谈话中掌握了他所需的信息，就请我们进另一间房，那是他的书

房兼治疗室，用颤抖的手拿出一盒细如发丝，三寸见长的灸针，要在我先生的身上

进行体内埋针，也就是所谓的腕踝针疗法，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足足四十分钟

时间，80高龄的老教授在KEN的手腕及小腿的某些穴位，用不断抖颤著的手，埋进了四根针，同时，老人给一直怀疑自己患了什么"不治之症"的KEN下了权威性的判断，"身体本身没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只是一些功能性的问题，以精神放松为主，理疗为辅。"

其实，在后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KEN忙于与他的同学和朋友们豪迈而热情的各种饭局中，谈的最多是一些对我来说好似飘渺的合作话题。他情绪振奋，一扫在美国时的低沉状态。我看，时常回国来充充电，一同体验祖国人民在发展赶超世界时的时代躁动，无医自然好。特别是男人，因为在美国稳定下来的男人是寂寞的，哪会有国内兄弟们这般热闹?